中国科大科技成果为何竞相“走出校门”？

10月中旬，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第二批典型案例，“赋权+转让+约定收益”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模式作为安徽唯一一个案例入选，为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再添一项国家级制度创新成果。

这一由中国科大首创的改革模式，为何能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级制度创新成果？与合肥又有什么关联？

先“分地”还是先“分粮”

2017年，从中国科大博士毕业后，夏雨龙选择留校从事科研工作。常年“泡”在实验室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踏入人生的另一条“河流”。

2023年6月，中科能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在合肥成立，33岁的夏雨龙担任公司技术总监。这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眼里的“光”发生了变化。

在实验室，夏雨龙着眼于电磁的理论研究，将发表论文视为收获与成果。而现在，他将目光聚焦于电磁技术在具体场景的应用。比如，手机无线充电、胶囊内镜机器人，等等。

“虽然还在电磁技术领域，但是赛道完全变了。”夏雨龙说，这种变化，不仅基于团队深厚的技术积累，还是由中国科大开展的一项创新性工作决定的。

2020年2月，科技部等9部门印发《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中国科大入选全国试点单位之一，首创“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模式，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开辟了新路径。

这便是夏雨龙说的创新性工作。具体来说，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赋权后，学校所有权部分在约定收益的基础上转让给发明人，发明人获得全部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学校通过转让协议享有科技成果未来收益。

事实上，“赋权+转让+约定收益”，解决的是先“分地”还是先“分粮”的问题。

“从前，土地和粮食都是国家的，农民通过劳动进行粮食的按劳分配，积极性无法得到充分调动，而实行包产到户后，农村就有了爆发力。”

曾经，网上的这个类比，引发很多科技工作者的共鸣。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道理也同样适用。之前多采用的“先转化、再奖励”相当于“分粮”，而中国科大确立的“先确权、后转化”则相当于“分地”。明确“先分地、后分粮”，根本上突破了科研人员“不愿转”的关隘。

不仅如此，科研人员在利用“赋权+转让”后的职务科技成果进行作价投资时，实际上对职务科技成果拥有了完整的所有权，转化流程简化、效率较高，国有资产通过“约定收益”的方式还能享受转化公司发展带来的未来收益。

在这种新模式的驱动下，一批原本摆在“书架”上的科技成果，迅速发生了变化。

“转”出35家公司

赋权改革试点启动后，中国科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办公室业务主管韦峰更忙碌了，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学校老师的创业咨询。

韦峰告诉记者，改革后2年内，中国科大通过赋权试点方式转化成果38项，涉及154项知识产权，转化35家公司，涵盖芯片、生物医药、防腐材料等多个细分领域。

对比，可以更好理解数字的概念。据中国科大统计，改革后2年内通过赋权试点方式转化成果数量，约为改革前5年通过知识产权作价入股方式转化成果数量总和的3倍。

2021年在合肥成立的安徽科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便是“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模式的受益者之一。赋权改革试点启动后，中国科大谢毅院士团队的“新型气凝胶制备技术”入选了首批赋权项目。

“通过赋权改革试点，学校把职务科技成果的部分知识产权赋予科研团队，我们可以直接融资、成立公司，开始转化。同时，学校不需要马上进行入股，决策风险可控。”企业董事长张尚权说。如今，这家企业的数十种气凝胶系列产品已成功推向市场。

正如张尚权所言，改革前，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作价入股方式须按程序进行审批，科技成果转化周期较长。改革后，通过“赋权+转让+约定收益”，科技成果转化处置由学校直接审批，审批时间最快可缩短至2个月。

今年4月，安徽中科易能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赋权改革在科大硅谷成立，企业相关技术成功解决了现有电气安全风险极早期辨识的行业共性技术难题，填补了市场空白。

资金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在该公司总经理乔艺强看来，中国科大赋权改革明晰了专利技术的产权，更容易吸引社会资本的关注，科研人员可以按照市场化模式，快速进行产业化运作，把企业做大做强。

数据是最好的印证。截至2023年11月，通过赋权改革成立的35家公司，知识产权评估金额约2亿元，经融资后知识产权对应股权估值约19亿元，累计市值约78亿元。

2023年，在中国科大教授朱旗带领下，夏雨龙和团队手里握着的深耕多年的“基于磁场聚焦的无线能量传输技术项目”，终于踏上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征程。

众所周知，科技成果转化难，而只靠科研人员“单枪匹马”，其难更甚。很快，夏雨龙和团队迎来了一个重要伙伴。

转化之路不“孤独”

桂万如，中科能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比夏雨龙年长13岁的他，虽然也是科研出身，但已经在企业“摸爬滚打”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

2019年，桂万如来到夏雨龙所在的应用电磁实验室攻读工程博士，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今年2月，他与朱旗教授“一拍即合”，毅然加入成果转化队伍。

科研人员创业，优势很多，但短板也十分明显。对此，夏雨龙感触颇深，“刚开始创业，让我们更为难的其实是撰写商业计划书、搭建股权架构等技术之外的事情。”

桂万如的加入恰好弥补了这一点，成为团队一块不可或缺的“拼图”。4个月后，中科能达在合肥成立。

“目前，我们正在做样机开发，和一些社会资本也在对接中。”桂万如说，赋权改革让科技成果有机会走出学校转化，但是产业化是一个漫长过程，如果仅靠企业“孤军奋战”，失败的风险非常大。

在合肥，科技成果转化并不是孤立无援。合肥市科技成果转化专班成员王瑞芳，目前正在科大成果转移转化办公室挂职，她的主要工作是发掘、促进、服务学校老师的科技成果转化。

“项目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是一个比较长的链条，中间涉及赋权流程、商业计划书撰写、融资、股权设计等很多环节”。依托合肥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王瑞芳尽其所能为科研人员提供全链条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不仅“登门服务”，合肥还投入真金白银。除了与中国科大共同出资成立“鲲鹏计划”专项基金，合肥设立了“投早、投小、投自主”种子基金，为初创科技型企业及优秀科研团队提供资金扶持。

“包括种子基金在内，合肥搭建的‘基金丛林’，可以为企业不同时期的成长给予扶持。”桂万如说，他们已经申报了合肥市种子基金，这对于企业的早期发展是很有力的支持。

通过赋权改革，一项项科技成果走出中国科大，在合肥的产业土壤上茁壮成长。中国科大赋权改革试点至今，已经成立了35家企业，其中30家落地在合肥，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生力量。

50多年前，中国科大与合肥“心手相牵”，共赴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时光荏苒，初心依旧。如今，校地携手推动科创与产业“双向发力”，必将实现双方共赢。·记者 葛清政·